墨语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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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4/5)

消逝在她生命中。

同样，那个始终被阿克曼贴身佩戴的项链坠，经考证最早也是从1945年的相片中开始出现在她身上的。

伊斯特，我之所以又一遍重复这些老生常谈的内容，无非是向你强调我越来越深入地认识到如果不能搞懂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对阿克曼的研究在我心里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将和前人一样对着同一个雕塑从不同视角来回描述，而究竟是什么雕刻了它、它内部的结构如何却无人知晓！ 对这一点的认知无数次在夜里让我辗转难眠，我为此不得不在临睡前通过酒精麻痹自己，好让我多少能维持足够支撑我工作的精力。

但我始终对这难题束手无策。

阿克曼本人既未婚姻更无子女，她的遗物最后均交付给艾米丽·米勒小姐，时隔三百余年，大部分遗物的原件仍摆在位于华盛顿的展览馆、大英博物馆以及她的数处故居中，复印件也不难找到。

但被送入那里的都是些老生常谈的东西，曲谱、用过的钢笔那一类东西，对我的研究几乎毫无帮助。

于是我将重点转向其他伦达克集中营亲历者们留下的历史资料，这多少让我收获了些新东西。

关于那些资料，它们大部分已经于历史长河消失无踪，特别是在二十一世纪中叶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数据大爆炸”对全人类电子数据造成的毁灭性打击之后。

但是不幸中的万幸是克莱尔·阿克曼生活的时代靠不住的电子产品尚不那么流行，这让极少数材料得以自毁灭数据的大海啸中幸免于难（这就是我为什么我常说‘不要将一切寄托于信息流’）。

我差不多搜集了所有我能找到的那段时期伦达克集中营的亲历者们及相关报道中留下的文字与影像作品（天知道我有多感谢奥德丽·肖特在她那本《伦达克集中营：最终的发声》中对于这些作品的详细记录！）。

它们确实开始把我引向正确方向。

在莱恩·米勒的传记《谁让我们充满勇气》中，曾经提及阿克曼小姐为他们提供了一枚关键性的、能够证明德国军队暴行的毒气罐标签；有十七篇报道均提及阿克曼曾经为一名德国军官处理日常事务，将它们与米勒的传记片段相结合，可以证明阿克曼正是通过为那名军官工作得到了标签（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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